处境化的艺术

Keller 讲述了两段经历。第一段：中国城市家庭教会领袖带着农村事工的经验进入城市，果效大减。第二段：荷兰教派在乡村兴盛，却无法在阿姆斯特丹建立有活力的新教会——尽管他们认识福音、有资源、有宣教热忱。

共同点是：在腹地有效的福音事工，在城市却难以产生影响力。这些领袖选择谦卑回应，不责怪城市人"心灵刚硬"，而是承认需要适应城市文化。这种"必要的适应"，就是处境化。

Keller 给出的定义截然相反：

定义中的四个要素：① 圣经的答案 ② 针对人们真正在问的问题 ③ 用他们能懂的语言和形式 ④ 以他们能感受到力量的方式呈现。处境化不是降低标准，而是用最有穿透力的方式传达不改变的信息。

Keller 引用 Barney 的模型，将文化分为由深到浅的几层。但关键在于：这些层次之间的互动是双向且动态的。制度可以创造新的行为，行为又可以反过来改变制度。

这意味着：处境化绝不能只停留在表面。只改变音乐风格、服装远远不够。真正的处境化触及世界观层面：帮助人看到他们的"文化叙事"只能在基督里找到完满的结局。

"处境化"于1972年由台湾的 Shoki Coe 首次使用。Coe 批评"本土教会运动"虽进步了——让本地领袖取代西方宣教士——但仍给本地基督徒不可改变的西方模式。

但 WCC 的神学教育基金采用这个词时走上危险之路。受 Bultmann 影响，他们主张新约本身是适应希腊世界观的产物，不具有永恒有效性。这意味着 virtually 任何信仰要素都可以被抛弃或改编。

这种方法假设圣经文本和文化处境都是相对的、同等权威的。讽刺的是，这种"让非西方教会摆脱西方思想"的尝试，本身却被西方自由派学术文化深深塑造。

Keller 引用 Machen：自由基督教把文化价值观置于圣经权威之上，结果不是"调整版的圣经信仰"，而是一种全新的宗教。如果十字架只是道德榜样、作基督徒只是效法耶稣，那么我们已经用行为得救取代了恩典得救——"这种教导只是精致化的律法主义。"

不可能。D. A. Carson 的话点出了一个美丽的悖论：

两个必须同时持守的真理：第一，没有任何一种福音呈现方式适合所有人——选择语言就已经在处境化了。第二，尽管没有超越文化的表达方式，却只有一个真正的福音——福音真理不是任何文化的产物，它站在审判所有人类文化的地位上。

忘记第一点，你会走向僵化的文化保守主义。忘记第二点，你会陷入相对主义。无论哪种遗忘，都会让你不够忠实、不够有果效。

Keller 用多个例子说明这种不可避免性：讲道时间长短、比喻的选择、情感表达的强度、论证方式的偏好……每一个选择都让你更接近某些人，同时远离另一些人。

更危险的是不觉处境化。如果不主动思考如何向新文化处境化福音，我们就会无意识地深深处境化到某种已有的文化中——既过度适应自己的文化，又对新文化适应不足。